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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清村名溯源
以务为名

  宋代税收关卡叫“务”,当时有“市易务”、“权货务”、“博易务”之设,人们统称税卡叫“务关”。有些以“务”为名的村镇,如河西务、太子务、定子务、粜粮务、安家务、周家务、刘家务、务子淀(务滋甸)等,就是当年的税卡。这些村镇多处是古代水陆交通要道,如河西务即属元代有名的大“务关”,又名“钞关”,地处北运河西岸,是元、明、清三代重要的水陆交通咽喉。直到康熙二年(1663年)钞关迁到天津,设在北门外桥口道称之为“北大关”。

  以“百户”为名

  在武清北运河东,沿河聚居着不少以“百户”为名的村庄。“百户”前面多冠以数字,如二百户、四百户、六百户、七百户、八百户、九百户、十百户等,还有不加数字的如汊百户。“百户”为元、明两代地方小官职称。根据有关文献考证,以“百户”为名的村庄,是与历史上的契丹部族和辽王朝有关联。契丹兴起于东北辽河流域以北,大举南侵后,辽宋之间进行了长期的大规模战争。起初,辽人在掳中原人和奚族等少数民族时,把俘虏分赐给近亲贵戚有功者,大至一、二州,少则数百户。被赐“数百”俘户的一般是官僚、地主、牧主,被称作“二税户”。

  按照辽代的制度,不仅达官勋戚被赐建州、县、城、堡,以至设置官庄、皇庄是合法的,即便地主、牧主私人占有的俘虏作“二税户”,也被视为合法。天津地区的以几“百户”为名的村庄,多在北部的蓟运河、潞河(北运河)流域,土质肥沃,可耕可牧;既不同于上述的州、县、城、堡,又不同于“官庄”、“皇庄”,据此推测,应属于一般官僚或地主、牧主的“二税户”建立的聚落。

  至于“百户”上面的数字,从辽代安置奚族俘虏的惯例看,应属于当时被安置的俘户(或人)数。

  以羊马为名

  武清在多年的辽宋战争中,属于整个战场东部的“拉锯区”。有不少村落以羊、马取名,在地名中形成特殊规律。“羊坊”前多冠以姓氏,“马房”、“马圈”多冠以东、西、南等方位词。另间有圈子、骆驼圈等。顾名思义,这些都是古代的畜牧场。在武清北运河东畔就成片聚居着刘羊坊(房)、肖羊坊、翁羊坊、韩羊坊、苏羊坊、张羊坊等村落。武清西部地区还有东马房、西马房、南马房、东马圈、圈子(眷兹)等村庄。

  辽代契丹经济主要是畜牧业。在其统治北方的两百多年里,始终处于游牧的自然经济阶段。辽史曾形容“契丹牛马有熟时,一如南人养蚕也”。宋朝使臣出使契丹也看到“羊以千、万为群,生息极繁……马动以数千”至于这些羊马的来历,除了契丹人传统饲养外,主要靠掳夺。辽太祖征伐女真部落时,一次掳夺驼、马、牛、羊达十万余头;北方被征服的各少数民族要以牲畜进贡,一般岁贡马一万匹。实际上辽代的牧业,到大安二年(1086)应该说达到最高峰,“牧马繁息,多至百万”。辽代的牧政使其繁息羊马之多,在我国各朝代各民族,是无与伦比的。

  但契丹人的畜牧业发展是不平衡的。“饲养以羊马居多,牛驼较少,猪更少。”难怪北方村落多取名羊、马,少牛、驼,而无以猪为名者。

  以屯营为名

  在北运河西岸聚居一些以“屯”为名的村落,如徐官屯、卞官屯、陈官屯、郭官屯、聂官屯、孔官屯等。武清西部又有一批以“营”为名的村,如冀营、杨营、马营、韩营、甄营、崔胡营、包营、小营、大营等。据传说,这些村落是明初“燕王扫北”时为防守、屯田而建立的。根据谱系追溯,有些居民祖先确是从江南迁来的。以“屯”为名的村庄个别的形成还早,因元代已在天津附近屯田了。“屯”前加姓氏与官衔,如陈官屯,即陈姓官员在此屯田立村。以“营”为名的村庄,大多是以当时营官姓氏命名的。